我直梗梗地在电脑前坐了一晌，读完阿丁的小说。这部被《收获》枪毙四次、两遭出版社拒绝的小说不能以纸质呈现，我扭动那因长时间保持相同姿势而酸痛的脖颈，觉得深深的惋惜。是啊，这么好的小说怎么可能进得了文坛这个深宫呢，浑身都是小鸡鸡，想骟成太监都不行。
才华总是抵挡不住的干将莫邪宝剑，在你身上戳啊戳。小说扎实筋道，直截了当，暴戾愤怒，就像这婊子一样的生活。这些的种种都要经历。谁又不曾在凉月下倒抽一口冷气，为这人生蝇营狗苟，放纵、屈辱、出卖、背叛尽藏其中。疼痛是回忆的产物，但不是全部。疼痛让我们懂得疼痛之无法避免。
小说主人公丁冬，每一个他爱过的恨过的人，在那些叙述、梦呓和对话中，成就一幅风吹雨打的斑驳画作。时空的蒙太奇以文字的介质打在视网膜上，催生某种涉及泪腺的化学反应。
我愤怒，我热爱，是因为内心的温度。“下辈子我要托生为专食腐肉的秃鹫，我要栖息在大厦的顶层，一嗅到死亡的气息，就俯冲而下。”阿丁喜欢老流氓亨利·米勒的这句话，用来给自己的小说取名字。
生存就应该这样，残忍并且速战速决。“中国人的脑袋都是海绵体的质地，能硬能软，能长能短，能入能出。”什么宠辱不惊闲庭信步花开花落云卷云舒，都去他妈的。
我曾经喜欢的作家余华用李光头和宋凡平这两个失败的书写形象宣告了自己的彻底没落，还有更多知名作家步其后尘。但今天《腐食动物》让我浑身激灵，以我的眼光，这是中文小说中的上品，能让我边看边骂妈的怎么写得这么好的人，不多。
阿丁说，写完他哭了。他还说，在写的时候，因为信心不足，他曾想过放弃，但还是爬起床来，因为感觉自己太老了，没时间了。我喜欢阿丁哥们对他说的那句话：“汝诗已成，现在可以嚣张了。”
真的，这句话让我热血沸腾。
[读书]
韩寒：《长安乱》
在河南时，看到立鸣箱子里有本《长安乱》，便拿来看。
韩寒是个不错的博客写手，我一直没把他当作家来看。看韩寒的书要抱着看娱乐杂志般放松的心态，他有点像说相声的，费尽心机就为了抖两个包袱。从这个方面来看，韩寒的文章比很多人的好。可惜《长安乱》虎头蛇尾。韩寒死穴在不会写感情，他偏要在最后写，所以后来就不好看啦。书的后半段有点像郭德纲，我听郭德纲笑不起来，因为他老自以为是地讲些不怎么好笑的笑话。
侯登科：《飞去的候鸟》
我拿到厚厚的九本《中国摄影家》丛书时，不知为何首先抽出了这本。我在同济联合广场的书店邂逅这套丛书时，不知为何先拿的也是这本。是书的名字吗？是封面上的那行字吗：“他是中国摄影的一个罕见、重要和无人取代，我们再也看不到像他这样自觉自醒、长歌当哭的摄影者了”？无论如何，在翻看几遍之后我决定要到网上把这套丛书买下来。
“在中国西北部，有一片数百平方公里的产麦区，产麦区边缘的西北部是干旱的黄土高原和戈壁沙漠。那里是不宜人类居住的地方，人们生活贫困，缺钱少吃。每年麦收季节，这些农民成群结队，或兄弟同行，或夫走妻随，来到产麦区，寻人雇佣，替人割麦，用汗水换取微薄的收入，以补家庭短缺。产麦区的人称他们为麦客。”或许在这些麦客中，你会看到一个络腮胡子白背心短裤布鞋的中年男子，背着与他穿着不相称的徕卡相机，和麦客一起扒火车、下地和风餐露宿，他就是侯登科，一个在铁路局宣传处上班的普通人。他是农民的儿子，回忆充满痛苦；他希望能自由创作脱离陈旧的体制桎梏，又不愿意放弃保证生活的公家饭碗；他对子女要求苛刻，却只字不提自己的爱；他渴望家庭的温暖，却常年在外。侯登科把镜头对准这些候鸟般迁徙的“下苦人”，不是怜悯也不是同情，是源自一种矛盾分裂，这种分裂是他对自己深深地探究又远远地鄙弃。侯登科的影像是平静而热情的，坚强而柔软的，冷酷而温情的，交织成“现世”的纬编。对生活、人生、存在的拷问，才能形成纪实作品的厚重分量。
拍摄过程中摄影者和被摄者是一种平等的对话和交流吗？不是。对于后者，前者永远是居高临下的造物者，侯登科让我懂得了这点。虽然侯登科能和麦客们走得无限接近，甚至你可以想象到他们一起蹲在地上抽着劣质卷烟，麦客可以放松地忽略镜头的存在，虽然侯登科说自己也是农民，但是横亘于两个世界之间的透镜是无法逾越的。摄影者本身的克制冷静才是在心中把被摄对象放到尽量平等的位置上的表现，并且只能是“尽量平等”。这是摄影中比按动快门还要重要的必须铭刻心中的基本认识。善待被摄者的反例现在在网络上比比皆是，各种旁边配备煽情文字的民工、拾荒者、老人的照片，透露着可怜、心痛、惊讶甚至气愤的感情，其实才是对他们最大的不尊重。那些在论坛、群组（诸如校内网、QQ）、博客、网站上粘贴和分享这类标题一般为“你能不流泪看完吗”的照片的人，他们生活安稳衣食无忧，他们流泪但他们不懂得生活。你以为流泪就是尊重和了解吗？
在书本的最后，是一张侯登科罹患癌症去世前和妻子的合影，瘦削的他从身后抱紧大笑又带着点害羞的妻子。愿他在天堂仍然能思量、凝望这片他深爱着的青黄变换的大地，愿他安息。
沈复（冒襄 陈裴之 蒋坦）：《浮生六记（外三种）》
高中时总有男生喜欢向同班女同学兜售自己的理想：“我要找个美丽的地方，和自己心爱的人一起共度余生。”每每听到我都窃笑。殊不知清朝一个叫沈复的哥们差点就把这个童话般的理想搞定了。中国人心底或许都有这样宁静安和的桃源：和相爱的人居竹林茅舍间，晴耕雨读，相濡以沫，儿女环绕白头偕老。沈复是幸运的，他找到了这样的爱人――芸娘；我们是幸运的，可以读到沈复的闺房记乐、闲情记趣、坎坷记愁，这些史书上缺位的个人生活图景。可惜世事非人愿，芸娘因耿直的性格见逐病殁，独余三白茕茕孑立，顾影叹息：“奉劝世间夫妇，固不可彼此相仇，亦不可过于情笃。” 浮生若梦，人生几何。
书中另外附的三篇是冒襄的《影梅庵忆语》、陈裴之的《香畹楼忆语》和蒋坦《秋灯琐忆》。
《影梅庵忆语》给我的感觉就是冒襄在耍大牌，这个花心大萝卜，看到陈圆圆后把之前邂逅的董小婉忘得一干二净，无奈抢不过我国著名黑社会老大吴三桂。后来董小婉冒险上门投靠数次都未接纳，结婚还是朋友出钱，亏他还有脸写文章记述董小婉如何追随他、如何受公公婆婆的气、如何帮他抄全唐诗、如何日夜不眠地照顾重病的自己，真不害臊。
《香畹楼忆语》藻饰过多，读之无味。
“芸，我想，是中国文学史中最可爱的女人。”我不大赞同林语堂这句话，不能理解芸助夫纳青楼女子为妾最终为此血疾大发去世的行为，至少我喜欢蒋坦笔下的秋芙更甚于芸。“秋芙好棋，而不甚精，每夕必强余手谈……下数十子，棋局渐输，秋芙纵膝上猧儿搅乱棋势。余笑云：‘予以玉奴自况欤？’秋芙嘿然。而银烛荧荧，已照见桃花上颊矣。”“去年燕来较迟，帘外桃花，已零落殆半。夜深巢泥忽倾，堕雏于地。秋芙惧为猧儿所攫，急收取之，且为钉竹片与梁，以承其巢。今年燕子复来，故巢犹在，绕屋呢喃，殆犹忆去年护雏人耶？”
一个人的时候读读这样的文字，月上蕉窗，风生竹院，一畦春韭绿，十里稻花香，真是美好。
James McGregor：《One Billion Customers》（《十亿消费者》）
我会在网页上看完的文章一定是我非常喜欢的。
《十亿消费者》真是一本难得的好书。作者James Mcgregor在中国工作和生活了20多年，担任过《华尔街日报》和《道琼斯》杂志社驻中国的负责人，用老到的语言和如手术刀般精准的分析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官商沉浮的真实中国。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概括得入木三分，旁观者清啊。
读完回想，难道是作者真的写得多么好吗？其实是一种共鸣，有人把你一直想说不知如何说的东西阐述得如此好，当然有种“写得真对”的赞叹和佩服了。
真庆幸中国的进步，书中如此多的政治敏感内容得以放行，让我们可以在网络上阅读到这样对认识自己大有裨益的文章。
顾城 谢烨：《英儿》 文昕：《顾城绝命之谜》
十五年前顾城夫妇魂断新西兰激流岛，令人哀惋叹息，关于其中的疑团众说纷纭，颠倒是非的小丑在文字舞台上活蹦乱跳。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有人那么热衷长篇累牍地解读这个事件，对当事人妄加评论。事情就是那么简单，看完顾城夫妇合著的《英儿》和他们最好的朋友文昕的《顾城绝命之谜》远远足够了。
顾城、谢烨、英儿的性格合在一起就是一个恶毒的诅咒，无人幸免、无人清白，可是他们三个都是好人啊，怎么会这样呢，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当一个人卷入了命运的漩涡，任何法则和准绳都不能用来评判那个身不由己的可怜汉。小丑们，难道你们不应该为自己说的话向逝者下跪忏悔吗？呸！
顾城是一个天才，他单纯得不能承受成人的世界，他真心地为所爱的人倾注所有感情付出全部努力；谢烨有宽广的胸怀，她爱丈夫，为顾城支撑起他的整个童话世界，她更爱儿子，《英儿》书中收录了她的《你叫小木耳》，一个母亲与儿子分隔的心酸有谁能够体会？可是命运带走了他们。
让我们忘记那个暴躁恐怖的下午发生的事情吧，把温暖的感情留在心里，就像谢烨的那篇《你叫小木耳》，顾城的那首《回家》，一样。
萧红的小说集，最后一篇是《回忆鲁迅先生》，读时倍感亲切，写的是萧红与住在大陆新邨的鲁迅的交往。因为自己测绘过鲁迅大陆新邨的故居，小说中提到的每一个地方，都能细细回忆起来：客厅后吃饭的圆桌、二楼放书的房间、鲁迅卧室的布置、台灯、三楼海婴卧室的阳台、门前的小花园，还有施高塔路，都从纸张里活动出来。看毕合上书，已是凌晨一点多。
长篇《呼兰河传》占去书本大半篇幅。萧红孤独，就像水井里的竹筐。文字带着冷色，是北方的冬天，可太阳一出来，一切转而变得温暖。呼兰河有的是愚民，有的是没人填上的大泥坑，萧红也写，但她更喜欢写苦难中的灵魂，真实的，不美丽的。或者说，用“灵魂”来形容她笔下的人物是不恰当的，因为“他们”并不自知，“他们”只是要生活下去，承受生命默默压上来的重力。萧红的文字直接干脆，少于世故，同时带有女性的细腻。与萧红同时代的张爱玲，文字也是极好的，我却总是不怎么喜欢，张的文章给我一种“自作聪明”的感觉，有点小家子气。萧红让我想起庞德：现场感，真实。
萧红生于1911年卒于1942年，她的一生辛酸而短暂。幸好萧红拥有过爱情，她与萧军、与端木蕻良的相处是她灰暗生活的太阳。对爱情，对生活，萧红仿佛是永远也给不够的孩子，总会伸出手说：“我还要！我还要！”病榻上的萧红心有不甘，“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有才情者应当如此！
另，安妮宝贝用的“小兽”之类的词没什么时髦的，也非始于她，上世纪三十年代，萧红早就用过了。
唐雎说信陵君
战国策·魏策
信陵君杀晋鄙，救邯郸，破秦人，存赵国，赵王自郊迎。
唐雎谓信陵君曰：“臣闻之曰，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信陵君曰：“何谓也？”对曰：“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我憎人也，不可得而知也。人之有德于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于人也，不可不忘也。今君杀晋鄙，救邯郸，破秦人，存赵国，此大德也。今赵王自郊迎，卒然见赵王，愿君之忘之也。”信陵君曰：“无忌谨受教。”
记得以前城建史考试前，抱佛脚时背过这篇文章的题目。不过当时书上的译名是《城市不是一棵树》，小志觉得这个题目很搞笑，还是《城市并非树型》比较切合文章内容。看过之后才发现这篇文章的分量，还真是值得背一背的。
Christopher Alexander探讨了人们的思维和现实城市的关系。现实城市是半网络型，人们的思维是树型。文章最有意思的部分是作者详细地阐述了树型思想是如何影响人们的思维的。举了9个例子，包括昌迪加尔、巴西利亚、大伦敦规划，分析了树型思维在城市规划中的体现，很有意思。
城市不等于人们想象它应该是的样子。这个观点每个学城市规划的人都同意，都会说，也都只是说说而已，很空泛，很浮躁。为什么《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在思想史上反响强烈？因为Jacobs不能忍受这种明知道却逃避的窘态，她要挑战，以实践主义者的底牌抵御反对者，她对正统嘲笑的措辞是一种姿态形成的需要。Alexander没有走这条路，他只是四两拨千斤，几千字就把要害点出。Alexander在文章中两次提到了Jacobs，第一次说她是“非常出色的评论家”，同时也指出了Jacobs在革新方面的无力，Alexander的评价很中肯。第二次是用Jacobs后院作坊工业的例子支撑自己“半网络型的必要性”的观点。城市发展到今天，或许已不能简单用“半网络型”来概括，可是Alexander写于1966年的这篇文章，思想远未过时。
Alexander用如此少的篇幅就把问题说得那么清楚，例子、图片、类比、数字、图画，都恰如其分，反观一些博士论文，一本书那么厚，都搞不清说了些什么，这就是境界的差距吧。再想想自己写的“论文”，就更垃圾了。原来暑假社会实践时，任务书上对论文那短短几行字的要求，不是简简单单就能达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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