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河东君:《柳如是集》--艳过六朝,情深班蔡

  四元一本的《柳如是集》,一百多页的小书,买回两年竟然从未翻动。我从箱子里整理出它来,在学校课堂枯燥的课间,在南宁沉静的酒店房间,在凉风习习的家里,读上几页。把读书的心思找回来,高兴。
  一个有人格魅力的女人,身上一定具有某些男人的气质,当然绝不是令人生厌的粗鲁、傲慢、好斗和无礼,是大度、潇洒、果敢和率真,揉合女性的善良脆弱,可爱可敬。柳隐,这个给自己取名自辛弃疾“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的女子,其文章其风骨,自清照后无出其右者。
  陈寅恪先生巨著《柳如是别传》只是听说过,对柳如是生平的了解也只限于书中附录的《河东君小传》和一些介绍文章的浮光掠影,窥豹一斑却足可见其林下之风。柳如是自称“河东君”,幼年因家贫沦落风尘,才冠秦淮名妓之首。后嫁与大自己二十岁的名儒钱歉益,钱亡后因遭钱家排斥纠缠抑郁而终。
  柳如是着男服交名士,神情洒落。她为相好陈子龙作《男洛神赋》,明亡时劝钱歉益投水殉节,钱“谢不能”,柳如是自己纵身入水。对此清朝袁枚有语:“伪名儒,不如真名妓。”李清照写下“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对临阵脱逃的丈夫深表失望,情形何其相似。柳如是若非襟怀广阔、生性不羁,写不出下面的诗句:

走猎邺城下,射虎当秋风。(《青青陵上柏》)
 
我徒壮气满天下,广陵白发心恻恻。(《剑术行》)
 
当年颇是英雄才,至今猛气犹如斯。我闻起舞更叹息,江湖之色皆奔驰。(《赠友人》)
 
愁莫愁兮众不知,悲何为兮悲壮士。(《别赋》)
 
应知同甫悲歌意,剪烛忧时过夜阑。(《赠刘晋卿》)
 
读罢《离骚》酒一壶,残灯照影夜犹孤。看来如梦复如幻,未审此身得似无。(《题顾横波夫人墨兰图册·其三》)
 
谁家乐府唱《无愁》,望断浮云西北楼。汉珮敢同神女赠,越歌聊感鄂君舟。春前柳欲窥青眼,雪里山应想白头。莫为卢家怨银汉,年年河水向东流。(《冬日泛舟》)

  心可傲骋,亦可情深如是:

如何长作一心人,白头至死不相绝。(《懊侬词》)
 
苍茫倚笑有危楼,独我相思楼上头。(《五日雨中》)
 
我爱羁怀如大阮,临风容易得相思。(《怀人》)
 
年年红泪染青溪,春水东风折柳齐。明月乍移新叶冷,啼痕只在子规西。(《西泠》)
 
细雨湿将红袖意,新芜深与翠眉低。强起落花还瑟瑟,别时红泪有些些。(《怀人·梦江南二十首》)
 
叶叶浓愁寸寸阴,碧云天末澹疏吟。年时忆听同峰雨,人与芭蕉一样心。(《题山水人物图册·其七》)

  河东君善诗赋,词写得少:

  有怅寒潮,无情残照,正是萧萧南浦。更吹起,霜条孤影,还记得旧时飞絮。况晚来烟浪斜阳,见行客特地瘦腰如舞。总一种凄凉,十分憔悴,尚有燕台佳句。
  春日酿成秋日雨。念畴昔风流,暗伤如许。纵饶有绕堤画舸,冷落尽水云犹故。忆从前一点东风,几隔着重帘,眉儿愁苦。待约个梅魂,黄昏月淡,与伊深怜低语。(《金明池·咏寒柳》)

  《柳如是集》中收录了《戊寅草》、《湖上草》、《东山酬和集》,还有《柳如是尺牍》,诗作感其才华,尺牍见其真性情。尺牍前的小引有如此评价:“琅琅数千言,艳过六朝,情深班蔡,人多奇之。”我以为再切合不过了。这些柳如是自称为“弟”的书简,情义深厚清澈,可叹几百年后的二十一世纪还有那么多人喜欢问“男女间有纯洁的友谊吗”这种傻得不能再傻的问题。

鹃声雨梦,遂若与先生为隔世游矣。至归途黯瑟,惟有轻浪萍花与断魂杨柳耳。回想先生种种深情,应如铜台高揭。汉水西流,岂止桃花千尺也。但离别微茫,非若麻姑方平,则为刘阮重来耳。秋间之约,尚怀渺渺,所望于先生维持之矣。便羽即当续及。昔人相思字,每付之断鸿声里。弟于先生亦正如是,书次惘然。(《柳如是尺牍·七》)
 
弟昨冒雨出山,早复冒雨下舟。昔人所谓“欲将双屐,以了残缘”,正弟之喻耳。明早当泊舟一日,俟车骑一过,即回烟棹矣。望之。(《柳如是尺牍·廿六》)
 
泣蕙草之飘零,怜佳人之埋暮,自非绵丽之笔,恐不能与于此。然以云友之才,先生之侠,使我辈即极无文,亦不可不作。容俟一荒山烟雨之中,直当以痛哭成之可耳。(《柳如是尺牍·三》)

  全书最打动我的一句:“容俟一荒山烟雨之中,直当以痛哭成之可耳。”孤傲、狂放如导火索,点燃我的胸腔,爆炸成九天风雷,拍响桌子:大丈夫,生当如此!

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普通人的城市规划

  说来惭愧,这本在城市规划专业中知名度最高流传度最广的书,几年前读了三分之二后就被我束之高阁了。说《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是最受规划专业学生欢迎的书一点都不过分,大家都知道写论文参考文献不够时可以拿简阿姨充数,反正不会不合适,包治百病。这个学期把书翻出来抽空读完,也算是对过去浮躁的一个交代。
  匡晓明老师当年上城市设计概论课讲解这本书,从简的丈夫从事建筑行业和简在书中极力批判规划,推导出人家夫妻关系不和,我们哈哈大笑。事实上并不如此。在后记中,简说道:“我最要感谢的是我的丈夫,小罗伯特·雅各布斯,现在我已很难说本书中哪些思想是我的,哪些是他的。”当然,匡老师只是随便开个玩笑以活跃课堂气氛。可现在想起来,仿佛大家都只记得《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的前一半内容,后一半很少提起。
  这是一本只流行了一半的书,因为我们把视线过多集中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的前半部分,即城市多样性的描述和概括(街道、多样性条件)。书本后半部分同样精彩。关于交通,简提出所谓的“肯定反馈”效应(潘海啸老师曾经说过相同意思的话:“无论道路怎么拓宽都是不可能够的。”),并且指出应对汽车进行限制。简探讨了城市建设资金的运作规律(虽不成熟但很有见地),进而讨论如何改造廉租住宅区,并批评了“中产阶级化(gentrification)”这个伪命题。简指出规划中“艺术与生活的混淆”导致城市设计令人失望,她提出城市设计的一些导则,例如街道视觉隔断的法则(采取不同模式、使人认为是拐角而非尽头、不合常规、隔断本身的吸引力等),她对城市地标的分析有些雷同于凯文·林奇。在规划管理方面,简认为区域规划中标准大都市统计区(SMSA: Standard Met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的管理不可行。
  孙施文老师在城市规划思想史课上提及,简·雅各布斯与芒福德正如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各得其所。把《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归为经验主义可能来源于简在书中大篇幅讲述和强调了城市多样性的重要,这个结论多由对城市生活的观察、人员的访谈、城市问题相关文章的阅读中得到,从简给出的四个多样性生发条件(混合用途、短街、建筑多样、人流密度)可以很明显地看到这点。简一些关于街道的形象的说法(如“街道眼”)被广为引用加深了“经验主义”的印象。关于多样性的探讨我更愿意把其归为critical about planning,既非theory in planning也非theory of planning。
  我认为《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最精彩的部分是简在书中最后一章对规划思想史的探讨,她引述了科学思想史发展的三过程“简单性问题-无序复杂性问题-有序复杂性问题”,并且套用在城市规划上,认为“规划理论家们一直都错误地把城市看成是简单性问题和无序复杂性问题”,“城市问题一直没有被认定为有序复杂性问题,并从这个角度加以理解和对待”。这部分才真正可称为theory of planning。我更倾向于把简关于多样性的观察和阐述理解为论据,最后的“有序复杂性”是论点。如果这样看《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可以一句话概括为“怎么样认识城市”,关键在对于城市规划认知的思考,而不是“城市需要多样性”。
  芒福德贬斥《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是“直觉和敏感性、成熟的判断和女学生式的吵闹的混合物”,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有时过于纠缠于细节,不过这恰恰是简区分于其他城市规划学者所需要的姿态。简出色的讲述问题的能力让书本读起来一点也不觉得枯燥,这种生动的语言在现在的城市规划学刊上已经很少见到,大多数文章读起来就像干巴巴的老头。
  有人批判简只提出问题却不解决问题,这是不对的,简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后半部分设想了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法,只不过用处不大罢了。
  简在书中对霍华德和勒·柯布西耶下手都不轻,在她眼里,霍华德是简单机械的强迫症患者,勒·柯布西耶更惨,“除了谎言什么都没说”。如果弑神能起到唤醒城市规划新思潮的作用,简的说法也没什么不妥。
  简在1968年搬到加拿大,成为了加拿大公民,一直在多伦多居住到2006年去世,她对城市规划的热情和平民立场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1961年出版的《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让"Jane Jacobs"这个名字人尽皆知,可看着书里简白发苍苍亲切慈祥的照片,真想叫她一声当她还是个淘气的孩子时的名字"Jane Butzner",呵呵。

冯唐文字

  读冯唐的夜晚,台灯烧了,学校里的灯泡最贵只有十块钱一个,凄风苦雨的夜晚跑到家乐福拣最好的买上,35块,飞利浦15瓦节能灯,换上,亮得晃眼。读完最后一页纸,“心中肿胀”,跑到楼道里给老相好打电话,小冷风呼呼乱吹,吹到我脸上。
  打完电话回到桌前,看到摞起来的书居然那么厚,禁不住床铺上靠靠椅子上坐坐就看完了。日子那么薄,扯两句淡矫半个情胡子就长了。
  冯唐的书有六本。《欢喜》是冯唐十七岁的作品,是他的第一部小说,他自己尤其珍爱。六本书里我最不喜欢这本,充满了小聪明的卖弄,看了一半差点看不下去。但不喜欢无碍我的佩服:十七岁能写出这样的东西,有才华;十七岁写的东西竟然没有无病呻吟,而是自得的炫耀和冷静的否定,可怕,假以时日能成大器(果然成了)。《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故事清楚,开阖适度,欧亨利式的结尾着实把我给震撼了。《万物生长》活脱脱一部协和医科大学的野史,有水滴石穿的苦熬,有云开雪落的爱情,有激情有颓废,感同身受。冯唐在八年的医学科班训练中学到了严谨、坚忍、仗义和淫荡这几项老流氓必备的宝贵品质,可喜可贺。《北京北京》里冯唐带我们重温了那个春天刮起风沙来像火星的北京,重温了他奶大嘴小腰细的好姑娘,大器已成,无法无天。《活着活着就老了》是冯唐的随笔集,写他破过的万卷书,写他走过的孤蓬万里征,生动老练。《猪和蝴蝶》买了后发现上当了,这本书其实就是《活着活着就老了》的旧版,不同之处是多了两篇文章。新版的随笔集之所以把这两篇文章拿掉很有深意。一篇是把写《上海宝贝》的卫慧(虽没点名但很明显)骂得狗血喷头的檄文,不得罪人少树敌的做人道理冯唐还是懂的,去掉。另一篇是介绍怎么联机打红警的电脑报类小文章,现在已经完全过时,去掉。在冯唐看来,红警是最好的即时战略类游戏,很明显他没玩过星际,对即时战略的理解比我差一个档次,这点我比他牛逼,哈哈。
  冯唐的文字有几点很对我胃口。
  语言好。冯唐幼功扎实,古文功底了得,叙事得古史风范,关情处珠玑圆润。
  性格爽。酒酣胸胆正开张,直爽的文章才有快感。不扭捏是行文和做人的第一要务,冯唐说:“我以后码字,只用逗号和句号,只用动词和名词,只用主语和谓语,最多加个宾语。不二逼,不装逼。觉得一个人傻,直截了当好好说:‘你傻逼’。不说:‘你的思路很细致,但是稍稍欠缺战略高度。’甚至也不说:‘你脑子进水了,你脑子吃肿了。’”我觉得说得很对,例如要评论劝告灾民的余秋雨,一句话就够:“含泪,含你妈逼泪。”
  有趣味。幽默是智商的体现,独特的比喻和描写令人快乐。但冯唐有时过于沉溺于这种臭贫的快感,过犹不及,在这个方面他仍不是一个足够成熟的写作者。
  感兴替。冯唐的文字最明显的特征是充满了时间的焦虑感,一草一木一颦一笑被他眼睛这副特殊的高倍放大镜放大,千年以前花瓣是一样地飘落吗,千年以后花瓣下的她笑容是一样的如花蕊般香甜吗?冯唐想用文字打败时间,想把真魂藏在文字间,这是一种大野心,几百年后,没人会知道现在的政治局常委是谁。
  臭牛逼。《欢喜》中闷骚的十七岁自恋狂,用二十年时间出落成现在的牛逼王。冯唐的牛逼有时候有点过,但真的必不可少,世界那么巨,牛逼们那么多那么大,没有点自恋没有点牛逼怎么能够生存得下去?我觉得冯唐的书适合情绪低落时阅读,看完后仿佛自己也牛逼起来,只要有一梭岁月一壶好酒一杆笔,我也能写出欺师灭祖的千古文章。
   “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冯唐是我的长辈,我相信走过万里路的人的指点,我们都只是持节云中,想起爱过的最心坎的姑娘,燕京啤酒的瓶盖敲开,我们就能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

霍华德:《明日的田园城市》--城市规划为何缘此而起

  看完《明日的田园城市》,合上书,霍华德那张蓄着白色髭须的照片浮现眼前。这个奔波的小速记员让我想起了两千多年前一个同样奔波的影子――孔子。孔丘这个倔老头创建儒学的时候,办公条件简陋,作为政治咨询顾问游走诸侯各国,被君王们怀疑其学说的效用,业务始终开展不起来。孔丘和霍华德有很多共同之处:敏而好学、孜孜不倦,孔丘尚中庸,霍华德喜折衷,理论都是实打实的干货,别人掺点水就能做成满桌山珍海味。他们共同的毛病也很明显:没有与时俱进。但这对人物在历史轴线上的重要性丝毫没有影响,后面的事情自有小弟帮做,孔丘有宋朝的程朱、霍华德有美国的芒福德。把霍华德和孔子放在一起只是一个逗闷子的也许不太恰当的比方。关键问题在于为什么霍华德凭借着田园城市成为城市规划界的开山鼻祖,像孔子影响了所有中国人一样,影响了所有的城市规划人?
  回答这个问题,直观的印象十分重要,并且常常让人误认为是问题的全部所在。霍华德被提及最多的是田园城市的形态、结构、组织以及由此而引申出的启示。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念成为了现代城市规划的先驱,对于西方战后城市规划有着深刻的影响。如:注重生态,城市绿带环绕,紧凑发展,TOD模式,城乡协调发展,公共交通、市政设施、游憩场地的重要性,区域统筹规划的必要性(由田园城市向社会城市迈进的启示)等等。我想说明的一点是:以上列举的只是解决问题的手段,并非解决问题的方法,也非问题本身。
  霍华德田园城市领先之处在于其变革思想。正如奥斯本在《明日的田园城市》1946年版序言中所说的:“在读这本书时要注意,我们正在研究的是一张近50年的蓝图。令人惊讶的不是它的边缘已经退色,而是它的中心依然清晰、醒目。”田园城市抓住了土地这一物质建设和经济运作的基础,提出了一种使所有居民受益的经营模式(垦荒式建设、自给自足、土地增值归全体所有)和对应的管理模式(中央议会、市场经营与淘汰制度、人员工作方法)。这些在更高一个层面的思考对城市规划的影响更为深远更为丰富。
  但《明日的田园城市》最有价值的真的是“社会城市”这个章节吗?凭这并不复杂的思想能成为祖师爷?我以为不是。
  《明日的田园城市》中的一段引文应该引起重视:“一个人怎样才能认识自己?不是靠反省,唯有看行动。看你尽责任的态度,便知你内心如何。然而什么是你的责任?当前的需要。--歌德”。霍华德进一步解释了这段引文:“和任何时期一样,今天人类和社会的最大需要是:一个有价值的目标和实现它的机会;工作和值得为之工作的成果。”人类由内心驱使的行动是城市规划之根本,而崇尚卓越追求完美是其目标。这是比 “社会城市”更开宗明义的关于城市规划本质的论述。虽然霍华德并不是第一个作此论述的人,但是这个用全部精力像摆弄他的打字机一样摆弄着田园城市的倔老头,不但写了《明日的田园城市》,而且身体力行,务实而兢兢业业地建立起Letchworth和Welwyn两座田园城市,所言所行具备着动人的价值非凡的乌托邦气质,第一次使人们感到这种将城市理想付诸实现的激动人心的力量--“人的精神”,城市规划的本源。“人的精神”使前赴后继的规划者走进城市规划这道窄门,是他们身上共同的气质(当然这气质带来的结果有好有坏),一脉相承。这才是城市规划鼻祖霍华德的衣钵,却在众多关于《明日的田园城市》的论文中缺位。
  理解了这个,就能明白芒福德和简雅各布斯阿姨打的嘴仗,就能明白为何美学至上的巴洛克规划也能得以施行,就能明白机器怪物柯布西耶为何也是霍华德的忠实门徒。规划者怀揣各种价值观改变着城市,推动社会、文明乃至历史的前进,这是他们心中的声音,他们努力着使人类更早到达下一个纪元。
  更经常的情况,规划是无用甚至消极的,但对与错都不是其能否称为规划的先决条件。城市运行的规律,就像小伙子长到一定年纪就想摸姑娘的手那么自然,它比理智(城市规划)更能指导有机体的行动。所以当大伦敦规划和其它似是而非的规划声称自己实现了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想时不必感到惊讶,从某种意义上说,确实是的。
  霍华德和他的田园城市极具后现代主义的特性:直指本能和人心,仿佛在更高的一个物质层次上回到上古时代。这宁可徒劳也不能无为的追求,我想比田园城市其形其神更能回答开篇的问题,城市规划缘此而起。霍华德像他书中所说的领头蜂一样,带着蜂群起飞了。

费孝通:《江村经济》--知识分子的良心

  1936年夏,一位刚从清华毕业的年轻人在太湖边的一个普通中国农村住了下来。一个月后前往英国求学,在上海到威尼斯的邮轮上他写下了这篇论文的第一行字“献给我的妻子王同惠”。涛涛海浪和对半年前大瑶山调查中牺牲的前妻的思念见证了《江村经济》的诞生。这个年轻人叫费孝通,他所有著作的第一行字从未改变过。
  《江村经济》不只是一份严谨的田野调查作业和一篇出色的人类学论文。读罢费老的著作,触动良多。
  上学期的城市经济学课上栾峰老师多次提及费老的这本书,称其为客观调查报告写作的典范。《江村经济》中简单生动而逻辑严密的行文,就凭我们的那点功力和那浮躁的心态当然无法企及,栾老师您高估我们了。但做不到不等于不需要见贤思齐,许多写作方法大有借鉴意义。全书最突出的特点是前后之关联性与讲述之条理性、完备性。某一个内容会待到其叙述时机成熟才开始讲述,前文指向后文、后文指向前文,不损坏整体的统一。我觉得就像CAD制图的外部参照,通过逻辑映射组织起高效的表达框架,易于修改和扩展。引文细致充实到不用在最后假惺惺地列参考文献,注解便已解决。在难于叙述的地方图表运用得当,用于文化接触研究的三栏分析法我想规划设计中也有适用之处。数据的使用是交互的前后印证的,不同于现在大多数论文仅仅是罗列和加工,作者对素材的细心分析和对全盘熟悉的掌控能力正表现于此。关于最为人称道的论文语言,可以借用马林诺夫斯基教授在序言中的一句话:“我怀着十分钦佩的心情阅读了费博士那明确的令人信服的论点和生动翔实的描写,时感令人嫉妒。”
  《江村经济》用英文写成,原题目叫“中国农民的生活”。确实如此,论文详细地展示了普通中国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不止于对现象的描述,中间穿插了抽丝剥茧般准确细致的分析,叫人叹服。回想起农忙回老家帮忙时的情景,回想起插秧时没膝的泥水,收花生时扬起的泥土,播种玉米时绵绵的春雨,这些朴素的文字在我胸腔中引起阵阵共鸣。我没想到这许多看似普通的现象背后尚有如此生动的传统和因果,让我对农村的了解更进了一步。
  费老给吴江县这个叫开弦弓的小村子起了个学名“江村”,反映了其“微型社会学”的思想,即通过个体的观察折射出群体某些共性。在书本的最后,费老对利奇教授的批评做出回应,并反省了“微型社会学”研究方法在空间、时间、文化三个层次上的局限,若要从微观走到宏观必须做更多的工作,严谨求是和自我否定,俨然大家风范。
  费老于1957年再访、1981年三访江村,所写的《重访江村》和《三访江村》共同收入书中,对一个普通中国农村持续半个多世纪的观察远超过了人类学的意义。费老在这半个世纪里求学、成名、与学界隔绝、被打为右派、拨乱反正、得到人类学最高嘉奖赫胥黎奖,对他来说江村或许也远超过了研究对象的意义。回过头再看,1936年时费老就已经提出中国的土地问题,并且“最终解决中国土地的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应该增加农民的收入”。时间又过去了二十多年,中国的变化用“翻天覆地”已不能完全概括,日益突出的土地问题、剩余劳动力的困境、城乡二元结构的失衡等问题横亘在21世纪中国的面前。城市与乡村心理代沟日渐扩大,大城市里小康的人们永远无法体会农民的生活,他们自有自己的那份小情绪可供忧愁。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将何去何从?答案在每个人的手里。
  《江村经济》最令我钦佩的,是费孝通先生表现出来的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开弦弓的乡亲们对我们这样亲切,他们看见我们来了,抱着很大希望。如果我只写篇论文,出本书,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呢?这不是太对不住他们了么?但是要拿出主意来,遍索枯肠,半夜不寝,还是不得其门。窗外,春雨绵绵,看来今年的春花又要受影响。白天雨稍停,我徘徊田亩间,东张西望,看看所有的土地都已用上,连走道都狭小得叫人举步维艰。再在这土地上打主意,希望是不大的,怎么办呢?”这段话令我汗颜。对自己人民的深厚感情是这个逐利的时代普遍缺乏的气质。我能做的,只有一点一点地改正自己,无愧养育我的人们。
  最喜欢费老文章的最后一句话:“我们只有齐心协力,认清目标,展望未来,才不辜负于我们所承受的一切牺牲和苦难。”共勉。